1916年春，谢杏生出生在江苏吴县，13岁那年，为了生计他只身一人来到上海跟戏装老艺人黄锦荣学生意（学生意，即学徒、学技术的意思）。23岁时，谢杏生在上海戏装行当里已经是小有名气。他称自己的手艺是“苦手艺”，用他自己的话说，他的手艺有师傅教的，但更多的则是他“看”来的，说到底是“偷”来的。
谢杏生说，你要去“偷”的话，你首先要对这个东西有兴趣，也就是爱好，譬如：这个东西是茶杯上的，我也可以把它摆到服装上；一幅国画，我也可以把它设计到服装上，到了这个境界以后，就能够触类旁通了。如果没有爱好，你不会去学这个东西，你脑子里不一天到晚想它的话，你是没有这个悟性的，说到底这就是热爱。
谢杏生从“学生意”开始就喜欢上了戏装，那时，他在上海的城隍庙跟黄锦荣师傅学徒。有时候，黄师傅会派他去买点心，去买点心时，他要经过城隍庙的“挂花厅”、“挂画店”、“苏绣庄”、“湘绣庄”，每当他经过这里时，他就不住地观看画师们画画，看着看着，就入迷了，每次经过这个路上他都要多花一个多小时看别人画画。画店的师傅看他入迷，就问他是不是喜欢画画，他说：“我喜欢，但我有师傅，我是给师傅买点心的，还没给送去，师傅还等着吃点心呢！”。这种“功夫在是诗外”的学习，使他的技艺提高了很快，他观察过去的那些戏装，感觉都很陈旧，缺乏变化。于是，他就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可不可以把自己看到的画师们画画的技法运用到戏剧服装里面去呢？有了这个想法以后，他就更加痴迷地看画师画画了。一有机会，他就跑到画店，他边看别人画，边在心中默记，然后回去再把看到的东西画出来。由于他看画画入迷，以至于经常把给师傅买点心的事情忘得一干二净，经常因此挨师傅训。有一天早上，师傅让他去买生煎包子，他路过“苏绣庄”看到里面正在做龙袍，看得入了迷，不知不觉已经中午，回去之后被师傅狠狠地骂了一顿。回忆当时的痴迷，谢老比喻说：“也就等于现在我们有了照相机，我看了别人画的东西，拍了以后，我回去就把它放了就能用，我那个时候是要放在脑子里，然后再把它用到戏剧服上。”
谢杏生的弟子宋蜀生举例说，谢老把戏装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结合得非常巧妙和完美。如，《三岔口》这出戏，里面有侠有盗，这些角色在人民群众的眼里全是英雄。不能说谁是好人，谁是坏人，也不分哪个阶级，这就是民间的草莽英雄。在为《三岔口》的草莽英雄制作戏装的时候，谢老就在服装上画上老鹰和熊的图案。当时，自己不理解，就问师傅这是什么意思？师傅告诉他这个图案是“鹰熊斗”，“鹰熊”与“英雄”是谐音，因此，“鹰熊斗”喻指“英雄斗”。画一个花瓶，插了三根雉鸡翎，喻指“平升三级”，如此巧妙，真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
谢杏生的水平越来越高，渐渐地开始“青出于蓝而胜于蓝”，黄师傅眼看着自己的徒弟已经超过了自己，十分欣慰。就鼓励他自立了门户，从此，谢杏生就成了一个以制作戏装为业的独立劳动者。
1956年中国开始了公私合营与合作化道路，旧上海42个私人老板、小业主的戏装作坊合并为上海市戏剧服装用品厂。在业内很有名气的谢杏生便被安排到这个厂来做了技术主管。成立这个厂时，工资标准是是按照技艺水平而定的。由于谢杏生的技艺高超，因此工资也是最高，超出了100元，那时八级工才是90元。
上海的戏装一直很有名气，在清朝，这里的师傅就给宫里做戏装。传统戏的服装，在外形上有一个基本的程式，剧中人物应该穿长袖的还是短袖，是裙子还是短打，都有一个默认的标准。在细部设计上，领子、袖边是否装花，用什么花，什么颜色，所有这些，都要根据人物的性格和出场的需要来做。因此，这些东西要做好不容易，要创新更不容易，一是要根据师傅所教，另外还要自己仔细琢磨，才能做出好的东西。
谢杏生说，他之所以成名是被“捧”出来的。别人越是说你搞的东西不错，你越是要搞的更好一点。越捧你，你越要好了；越要好，你越进步快；进步越快，对自己的要求就要越高。只有这样才能精益求精，才能不断提高自己。
宋蜀生专门以画龙举例，龙是戏装常用的图案，龙本身是一个想象中的神话的图腾，现实中无法观察真实的龙。为了画好龙，师傅不放弃每一次看到龙，观察龙的机会。到北京去出差，专门去看龙壁、龙道，包括栏杆上还有很多各种各样的狮子和龙头。文化大革命的时候，红卫兵把谢杏生的抽屉打开，看到里面放的都是解放前画报上剪下来的外国人拍的中国古建筑上的动物图案和神话图腾。
谢杏生说，他这种把书画艺术、雕塑艺术运用到戏装上创新精神还得益于上海这座城市的创新精神。在其他地方，你有胆量去想、去编、去做，但做出来以后，如果把传统的东西给搞掉了，或者是说搞走样了，就要被保守派骂的。但上海这个地方是不管这些的，你可以大胆创新，搞不好当然没人接受，但搞好了你就自成一派了，或者是一种流行了。
笔者认为，谢杏生的创新主要得益于“偷”，向古人偷，向今人偷，向大自然偷。
